水手长哨
[咔哒]
档案员
(不耐烦地) 你看，蒂姆，我很想继续讨论，但是如你所见，我还要录音。
蒂姆
(哄劝着) 哦，拜托。你看，问题不大。我们只需要重新录几份就行。
档案员
不可能。
蒂姆
只是这样太混乱了。呃，比如那个垃圾工的陈述——
档案员
(插嘴道) 伍德沃德先生。
蒂姆
对，所以，你说艾伦·帕菲特是……2009年八月被报告失踪的，实际上这比陈述时间还晚 (笑) 六个月。
档案员
(暴躁地) 很明显应该是2008年。我把8说成9了。那又怎样？
蒂姆
但，有人注意到了。
档案员
谁？
蒂姆
呃，乔什·科尔（Josh Cole）——很不错的家伙——他是用我们的资源写论文的学生之一。唔……哦，还有这个，蒙托克小姐关于她父亲的杀人案的陈述。你把，唔，9220611号档案说成了，唔，1106922号。
哦，我都不想提有关山顶路鬼屋的那些档案号，都乱套了——
档案员
(非常暴躁地) 是据宣称的鬼屋。谁会关心我把9220611号档案说成了1106922号？另一个学生？
蒂姆
(依旧很快活地) 嗯，其实，是的。唔，萨曼沙·艾莫里（Samantha Emery）——她人超好的——其实她在读幽灵现象的博士学位……
档案员
我不在乎。格特鲁德丢给我们这么一个蹩脚得过分的归档系统，还不算完。一半时候她自己的记录都没有保持一致。
蒂姆
跟你说实话，呃，我不是很懂这个系统。
档案员
年份最后三位，然后日期，然后月份。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那样做，但现在我也没法改了。
蒂姆
哦……好……好吧，那要是一天有两份陈述怎么办？
档案员
我……不知道。没有过这种情况。还有别的事吗？
蒂姆
哦有，就一件事。
档案员
(嘟囔着插嘴) 老天爷。
蒂姆
所以，8163103号档案里面，分不清奥博瑞克的妻子叫“克莱拉（Clara）”还是“卡拉（Carla）”，因为你总是交替使用……
档案员
抱歉，我发现一个以德语为母语的人200年前用手写体写的信读起来有些难。这又是谁投诉的？
蒂姆
(欢快的语调渐渐消失) 哦，这个，这个没人投诉。其实我只是注意到了。
唔，你看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很大……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只是觉得也许应该重录这几份陈述。
档案员
(快要爆发) 不。我没时间。我要处理的乱七八糟的陈述还堆成山，更别提我还要在手边备好这台破录音机，以防遇到有些其他设备不管用的顽固档案。遇到那种，我还要自己把那鬼东西读一遍，这……
蒂姆
(背景中) 哦，喔，喔……喔！
档案员
(更安静地) 没事。没事。我只是几个月没睡好觉了，都是因为这桩……虫子的事。这提醒我了，你要是看见伊莱亚斯，替我谢谢他的额外灭火器。
蒂姆
哦，好。好的，没问题。
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是说，马丁总是给我看他的舌头 (尴尬地笑) ，问我是不是“看着像感染了”。唔。那这些错误我怎么处理？
档案员
我真的不在乎。磁带上贴张便签之类的。我不会重新录的。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蒂姆
哦，好的，当然，好，你继续。
[门关上]
档案员
好了。哦，还在录？好吧。
以下是卡利塔·斯隆（Carlita Sloane）的陈述，内容有关于她在一艘从伊塔基港（Porto do Itaqui）到南安普敦（Southampton）的运输船上的工作。陈述提供于2011年一月二日。音频由伦敦马格努斯档案馆研究所主任，乔纳森·西姆斯录制。
陈述开始。
档案员（陈述内容）
我在运输航线上工作好几年了，所以知道海上什么怪事都可能有。你记得一句老话吗，叫“更糟的事发生在海上”？让我告诉你，这句话现在也是真的。但我从没见过，在冻原号（the Tundra）上任职的时候见到的那种怪事。其实我没想要那份工作，但当时我没什么选择余地。去年十一月末，我们刚到巴西的伊塔基港，我乘的船就因为“货物异常”被禁航了。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也许是毒品，或人口买卖，也许只是贪污的港务长想要回扣，但这不重要。重点是我需要跳槽。
但这没那么容易。海员工会应该在全世界任何地区都被认可，但现实里，我努力想搭上一艘从巴西出发的运输船时，英国工会鹦鹉螺号（Nautilus）的会员资格没有任何意义。我是女人这点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认为运输不是女人该做的事。该死，很多在船上工作的人都这样想。你在这行很少能见到我们，我得到的尊重，每一盎司背后，都很可能有个傲慢的混蛋为此流过血。但没关系，我可以自卫，而且自从我剃头之后，问题就小多了。不过，我努力寻找其他愿意雇用我的船时，还是因此被困在岸上好几天。嗯，这个问题加上我糟糕的西班牙语。
我想不需要告诉你，我听说有一条英国船入港时有多欣慰。冻原号。那时候我已经快绝望了，所以急于找到船长，简直准备求他带上我。我的资历可以去见鬼，如果需要，让我当临时工都行。到了能说当地语言的地方，我可以再找一个好些的职位。
最终我在一家小酒馆找到船长，在码头比较混乱的地区之一。我听说他的名字叫彼得·卢卡斯（Peter Lukas），但说实话我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他是那里唯一的白人。即使以白人为标准，他也非常苍白，对一个显然活在海上的人来说，简直白得出奇。他坐在一张小桌边，孤零零的，喝着黑咖啡。他视线放空，似乎没注意到身边任何事物。我在他对面坐下，咳嗽一声。
他向我看来，双眼仅有细微的移动，但这个动作感觉重得像一扇沉甸甸的石门。像座坟墓。不知道我头脑里为什么会跳出这个比喻，但就是这样。我问他是不是彼得·卢卡斯，他说，“是”。我把下面要说什么忘的一干二净，然后才注意到有多安静。我向周围看了看，店里完全空了。连调酒师都不见了，唯一的声音是我们上方的吊顶电风扇在蜂鸣。船长还在凝视我，于是我咽下不安，开始向他解释我的处境。我省略了我上一艘船可能违法的事，但清楚地表示我非常需要一个新岗位。我说完之后，他安静了几分钟。然后他点点头。
“我们有一个空位。明天报道。破晓。”
他就说了这些。我只需要这么多。我第二天去码头，很容易就找到了冻原号。它很大，已经高高叠放着彩色集装箱。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连夜装载好了，因为起重机似乎并不忙碌。天还早，我庆幸能在雨季真正开始前离开巴西，因为就要下起暴雨了。我在码头上穿行，到处询问，直到终于有人把大副指给我。他个子矮小，身材健壮，留着浓密的黑胡子。他的皮肤是暖棕色，因为长期在太阳下工作晒得更深，他看到我时没有笑。在他脖子上，我看见一条项链，底下挂着相连的小黄铜球和铜管。看上去像老式的水手长哨，古董水手哨。
我做了自我介绍，把我告诉船长的话告诉他，提供了我的资格和经验。大胡子大副安静地听我讲完。然后他耸耸肩，说他们需要一个见习水手（Ordinary Seaman），我如果愿意，可以担任这个岗位。OS对我来说有些降级，因为我这几年都拿的是熟练水手薪水，但这是离开伊塔基港的船票，所以我立即接受了。大副还是没笑，但他主动握手，带着轻微荷兰口音介绍自己为塔迪亚斯·达尔（Tadeas Dahl），冻原号大副。我很惊讶，因为现在出发有点突然，而且我连把唯一的行李袋放好的时间都没有。不过，我不打算违抗在新船上接到的第一条命令。
冻原号挺正常的。我在五六个几乎一模一样的船上工作过，很快熟悉了我的职责。几乎是我刚上船我们就出发了，后来我才发现我们会穿过大西洋到南安普敦去。得知这点我很高兴，因为我以为我们要在很多地方停下，之后才会回到英国。如果运气好，过两周我就可以回家，而这两周主要就是维修，重新刷漆，和与“铁人麦克”，就是自动驾驶仪，一起站岗。
所以这很好，但我开始注意到甲板上有些事不太合理。首先是船员。他们很安静。特别安静。我的意思是，有时我所在的船上，母语是英语的几乎只有我一个，很多人喜欢独处。见鬼，不擅长和人相处就是很好的出海理由。但这不一样。
他们不只是不太说话，似乎面对我也很不舒服。他们会躲避眼神接触，只有在一起轮班的时候才勉强理会我。开始，我以为这是因为我是女人，但后来我看到不只是我。他们也会躲避彼此，和躲避我一样。用餐时间永远很安静，不管多少人在吃东西，宿舍里也没有朋友打牌或闲聊。没有真正的对话，不论哪种语言。好像他们都在尽全力不去想到彼此。我打招呼被无视，得到回答都是不情愿的咕哝，过了不到一天就被同化，变得和我同船的船员们一样沉默了。
说话的只有塔迪亚斯·达尔。大副会穿行在船员之中，用一打不同语言给出指示和命令，船员们匆忙地执行他的要求。他和我刚见到他时一样冷静，很快便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他有情绪，也被他紧紧裹藏起来了。他会大步沿着船走，古董哨子在脖颈上晃来晃去。他从没吹响过水手长哨，显然更偏向用对讲机或号角召唤船员。它只是挂在那里，光滑的黄铜沉沉地围着他的脖颈。我第一周根本没看见卢卡斯船长。我知道他在船上，只是因为每次用餐时间厨师都会将一盘吃的递给大副，他会把它送到船长小屋去。但是我们从未见到他本人。
有一个船员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个年轻白人，据我判断是苏格兰人。我没从他那里打听到任何东西，除了他的名字：肖恩·凯利（Sean Kelly）。他的床位在我对面，我们值不同的班，所以我守夜回来总会看见他躺在那。他和别人一样少言寡语，但他没有整日脸上一片空白。他看起来在害怕。
这艘船有其他古怪的地方，但毫无疑问最奇怪的一件事，我是进入大西洋几天后才注意到的。我的职责之一是检查甲板上的集装箱已经固定，扭锁或拉系杆没有破损或松脱。通常只是消磨时间的工作——我待过的船没有一艘丢过集装箱，虽然这种事不是没有。可是，这次值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我看见靠近船尾的一根拉系杆坏了。坏的不是其中一端或扭锁，而是正当中本该是实心金属的地方。从远处看没有问题，新漆在太阳下闪光，但查看拉系杆与集装箱连接处，就能明显看出它们已经锈在一起。新漆把大部分遮住了，但我知道要看什么地方之后，到处都能看到。那些集装箱无一例外，都在原地生锈了。可是，如果在港口它们会被调换，怎么会变成这样？冻原号载着相同的货物航行多久了？
我决定要往里面看一看。也许很愚蠢。如果是什么违禁品，他们可能会把我从船上扔下去了事，但我只要不被发现就好。我已经厌倦有惊无喜的事了。
我下次值班就行动了。我留意其他船员的动向，等待时机。我已经看准一层的一个集装箱，上面有把锈得快要脱落的挂锁。不会很难开。凌晨3点时我等到了机会。甲板上只有我一个人，呼啸的风声足以掩盖生锈的集装箱门轴的呻吟。我用钢头靴踢了三脚才踢开，但总算把门打开一条缝隙。那扇门太僵硬，我花了全部力气才推开一条能进人的口子，但我终于能看到里面了。
里面是空的。没有货物留下的痕迹，地上没有任何标记或碎屑，能证明这里曾有过任何东西。我无法相信，一艘没有东西要送的运输船？这不合常理。我设法强行打开另两个集装箱，但也是这样。据我所知，船上所有集装箱都是空的。
我在思考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看见两束手电光靠近了。我惊慌之下差点逃跑，但我能跑到哪去？大海空空荡荡，不为所动地向周围延伸出几百英里。所以我转而咽下恐惧，小心地关上门，尽量藏好断开的锁，然后走到甲板上。
我遇上了大副，他身后还有半打船员。他看了我一秒，点点头，让我跟上，然后继续走。我困惑地跟在他们后面，他们绕船走了一圈，沉默地把剩下的船员纠集起来，或者叫醒。我开始问出了什么事，但收到的怒视让我立刻闭上了嘴。最终，似乎已经集齐所有船员的时候，我们走向了救生艇。
我们绝对没在沉船，所以我没真正注意过救生艇，但现在看见了，我意识到它们和我意料中不同。大部分现代集装箱船上面的救生艇，比起船只，更像一个橘色肿块。它们的设计是为了能够被安全迅速地扔下水，经受住大海抛给它的任何条件。但这是条旧式船，有船桨，还有绞车系统，用来把它放下水。它看上去甚至没装任何补给。在它前面站着卢卡斯船长，和他的船员一样静默不语。
船长点了下头，冻原号的船员一个一个登上救生艇。我也上去了。我是说，我还能做什么？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好像也没人想告诉我，但我可不打算被一个人留在那艘巨大的空船上。所以我上了船，坐下来，两个船员开始将救生艇朝海面放低。又有几个人拿起船桨，我们一到水上，他们就开始默默划桨离开冻原号，它静静浮在水上。
天色晴朗，星空完好地映在无波的海面。船上所有灯都关了，所以世界和空茫的天边只有月光。我们划船时，我看着救生艇上的同伴们。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在，除了一个人。我依次检视每一张脸，但找不到肖恩·凯利，我被吓坏的室友。我们把他丢下了吗？他是不是还在船上，睡得正熟，还没发觉他现在已经完全独自一人了？
好像知道我要说话似的，塔迪亚斯警示地瞪了我一眼。大副伸手向下，拿起他脖子上的旧黄铜口哨。他把哨子放在嘴边，吹响了。
我从没听过一只哨子发出那样的声音。尖利、高昂又刺耳，让我头发直竖，但同时似乎很遥远。好像我是从很远很远以外听到的。我不知道他吹那哨子吹了多久，但到最后，我意识到我们已经被浓厚的海雾包围了。我们在南部，本不应该有雾，但它在救生艇周围像波浪一样翻滚，遮住了冻原号。没人说一句话，但我可以发誓有几个船员在哭。
我不知道我们在那漂浮了多久，坐在黑色的海水中，但最终迷雾散开，大副再次吹响水手长哨，这次哨声短促尖锐。我们看见了冻原号，漆黑静默地浮在水上，我们开始划船返回。救生艇被费力地提上去，其他船员都返回了各自的位置。肖恩·凯利不见了。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那晚之后，船上的气氛变了。人们会交谈，你有时在船上还会听到真正的笑声。有人玩游戏，有人喝酒，一切都有种解脱的感觉在里面。我试着加入进去，但我只要问起肖恩的事就会收到阴沉的目光。三副是一个叫基姆·董（Kim Duong）的男人，有一次他告诉我，我应该把嘴闭上，心怀感激，因为这“不是个容易的选择”。
之后的路途上我避免和人接触，一到南安普敦就下了船。我连酬劳都没想过，直到两天后钱到帐：两万五千英镑。只为不到两星期的活。我不介意告诉你，这几乎可以引诱我回去。
几乎。
档案员
陈述结束。
一份有意思的陈述，虽然难以调查任何潜在的非自然活动，因为表面上，这份陈述里没有任何明显超自然事件发生。有大量奇异现象和内在的古怪，但没什么可以单独视为“超自然事件”的。还有就是，随便搜索一下港务局档案就看得到，冻原号是一艘处于活动状态的运输船，操控者是索鲁斯运输公开有限公司（Solus Shipping PLC），这家公司由内森尼尔·卢卡斯（Nathaniel Lukas）创立，并持有多数股份。除这类商业投资之外，卢卡斯家族也为几所学术和研究机构提供经费，包括马格努斯研究所。尽管我很想进一步调查此事，尤其鉴于它和0161301号档案有某些共性，但我们的调查一旦可能造成经费影响，伊莱亚斯的神经就会高度紧张。
现在看来我不能继续调查下去了。尽管冻原号官方的船员名单过去十年都没有变动。尽管我找不到它从任何英国港口装卸真正货物的记录。尽管肖恩·凯利于2010年十月在费利克斯托（Felixstowe）港失踪，2011年四月他的尸体被冲上摩洛哥海岸，时隔六个月。验尸官称，尸体只在水中待了五天。也许我会和伊莱亚斯提一下。以防万一。
录音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