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
[咔哒]
格特鲁德
9790302号档案。尤里·乌特金（Yuri Utkin）。事件发生于1952年十一月，俄罗斯中部村庄阿尔加索沃（Algasovo）。陈述提供于1979年三月二日。磁带录制于1997年四月十五日。
格特鲁德·罗宾森录制。
格特鲁德（陈述内容）
小时候，我一直很爱马戏团。我在森林草原深处的小村庄阿尔加索沃长大。我们的村子很小，在地区райсовет 1眼里根本不存在，因此我们是个相当贫穷的社区，即使有马戏团经过，也只会被当成驿站。每年，他会带我弟弟伊万和我，我们会前往莫尔尚斯克城里，马戏团一来就早早去看。
抛接球手、杂技演员、野生动物……我每一次都能看得忘我。我最喜欢的是小丑。不是你印象中那种；我见过这个国家里你们所谓的小丑，但那时候小丑还会讲笑话，不是只会打架和摔跟头。我不是总能明白他们讲的笑话，但坐在那里，被大笑欢呼的人群包围，感觉让人着迷。虽然我不总能和他们一样觉得好笑，但可以和他们共享快乐。
不过，我从来不喜欢杂技演员。我看着他们从帐篷顶端荡来荡去，在秋千之间飞跃，或者走钢丝，我就会提心吊胆，脑中只能看到他们掉在沙地上的画面。我自己从来不恐高，你明白吧；我从前半个夏天都待在我能找到最高的树上。六岁时，我最好的朋友皮奥特（Piotr）和我一起爬树时掉下去了。他活了下来，但摔断了腿，严重到现在走路还跛脚。从那时起，从我看着他落下去那个漫长而可怕的瞬间起，我只要看到杂技演员在空中飞，就忍不住想闭上眼睛。不过，这也不能改变事实，去莫尔尚斯克看马戏团至今仍是我童年最快乐的回忆之一。
十一月初的一天，马戏团到阿尔加索沃来了。说这是件怪事一点也不为过。像我之前说的，我们是个小村子，在那个地区巡演的剧团根本不会注意。而且，冬天就要到了，离巡演季重启本来还有好几个月。
和现在一样，那时，所有马戏团都是政府所有及经营，是非常严肃的事，所以可能有一家私人团体，直接在阿尔加索沃驻扎，简直难以想象。总会有流浪汉或旅行者自己组织表演的传言，但那都是小把戏，时刻作着换地方的准备，以防有人向当地сельсовет 2告发。这个马戏团很大，一定和我在莫尔尚斯克看过的差不多。破晓前一队卡车穿过村子，到了傍晚，它就立在镇东面荒野里了。入口上方竖着一块明亮的漆色木牌，写着“Другой Цирк” 3，“另一个马戏团”。
我乞求父亲带我们去。他有些厌烦，但看起来全村人几乎都打算去看，就算只是为了弄清楚，之后要拿什么向сельсовет报告。很快我们一群人就在冰冷的十一月傍晚，向着彩色的帐篷和明亮的灯光进发。我们接近时，我听见一阵尖锐的笛声。我从没听过蒸汽风琴的声音——我之前去过的其它马戏团不曾用过，我觉得那种声音很让人兴奋。它那尖锐的响声给了我某种刺激感，但那是最后一次，此后我听到那种声音，只会充满深深的恐惧。
外面没有围栏，马戏团前面只有孤零零的大门，两边的煤气灯照着名字。这种地方不像莫尔尚斯克那样有电力，所以并不出人意料，但煤气灯下一闪一闪的阴影，依然好像比平时更加深重。大门旁边站着一个穿紧身衣的矮个子女人，似乎完全不受寒冷影响。我们一群人接近时，她开始缓慢、呆板地挥手，叫我们进去。马戏团已经开门，她说，所有人都欢迎。她的声音很奇怪。她说的是完美的俄语，但她的口音、语调全错；每次她说话都是生硬的重复，像划损的唱片。
我父亲和他朋友们如果注意到了，也没有表露任何迹象，不过他们本来就很有疑心。我不在乎。我对马戏团过于兴奋。伊万比我还要着急，听到这句邀请，他冲出人群，急切地跑进大门。这之后，就像某种咒语被打破，众人的谨慎好像忽然消失了。我父亲拉起我的手，领着我从那张明亮的木牌下方走过去，付了五卢布的入场费。
里面是更多的煤气灯，以暗淡的光照着帐篷和马车。那种高昂的蒸汽风琴声还在响，给予那个地方生气和活力，而空气中满是香甜的气味。帐篷内传出大猫的咆哮声，我松开父亲的手，跑到前面去看。果然，就在那，坐在粗铁笼后面的，是一只橙色老虎鲜活的脸。它眯起眼睛审视着我，但没有移动。我目不转睛。它厚厚的皮毛闪闪发亮，嘴巴卷曲着张开，露出洁白的獠牙。我见过熊和狮子，甚至还见过一头大象，但没见过活的老虎。我倾身靠近，直到我们之间只有六英尺距离和几条生锈的铁栏。
我盯着面前这只美丽的生物时，它的头动了。那是极为古怪的一幕。它似乎在缓缓转换姿势，像关节被扭动的木偶，而脸却完全静止。它的嘴巴依然卷曲，露出牙齿，耳朵警觉地向前竖立，眼睛还在盯着前方，但先前好像在发亮，现在却几乎有种玻璃的质感。它毫无预兆地发出一声咆哮，和我之前听到的有力、凶狠的吼声相同，但它这样做时，我吃惊地朝后退去。这只老虎的嘴巴没有动。
我踉跄着后退时，感觉到一只大手按住我的肩膀，抬起头，看见两个穿工装的大块头男人。他们轻松地把我举起来，我的脚离地几乎两英尺。他们说着粗鲁的俄语，语速飞快，话语好像在两人之间来回转移，他们对我说帐篷里是禁区，我不应该来看老虎，因为它还没作好演出准备。至少，我当时以为他们是这么说的。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准确的语句是，那只老虎“还没有完成”。他们抱我回到父亲那里，在他身旁把我放下。他谢过他们，然后问我是否看见了我弟弟。
伊万跑进大门之后就没回来，我父亲已经开始担心。他正和一个穿着华丽的红外套的苍白男人站着谈话，我想他就是马戏团指挥。这个衣着鲜艳的人说，没有必要担心，他会让他的人多注意，演出开始的时候伊万一定会回来。马戏团里有很多地方可以探索，他耐心地告诉我父亲，在这个新奇的地方，儿童经常会难以克制兴奋，但他们至今都没让任何一个孩子走丢。他说最后这部分时带着微笑，我想是为了宽慰效果，但太容易让我想起那只牙齿闪亮、静止的老虎。
我留他们在那里争吵，离开去找伊万。十岁的我头脑里确信，我会弄清楚我弟弟游荡到了哪里。我会成功归来，我父亲会告诉全村我多么能干。我走着走着，对一闪一闪的煤气灯着了迷，有的清澈明亮，有的隔着有色玻璃，我觉得伊万也会被它们吸引。于是我跟着它们绕过帐篷，穿过马车和卡车，直到我发现自己站在一顶稍小的帐篷面前，在大帐篷的一侧。另一块木牌横在上方。这一块看来是英语写的；我那时还不明白写了什么。以我现在所知，我相信它写的是“畸形秀”。
你要明白，苏联的马戏团里没有畸形秀。事实上，我想就连美国也很多年不流行了，所以我走进去寻找伊万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会见到什么。我在里面看见的，就是我如此确信这次经历值得存入你们的图书馆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我去莫斯科学医的原因，我在里面看见的人，身体比例和构造十分怪异，所以我沉迷于理解他们为何依然活着。
学医多年后我才终于接受，科学角度看，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嘴巴不在脸上，在其他地方无法正常工作。四肢无法像橡胶一样弯曲。人没了头，就不能走路、说话，或目视。希望你原谅我无法给出准确描述。距离那晚已经过了27年，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记忆，什么是噩梦。
我沿着成排的笼子走。少许找到这座帐篷的游客都很快掉头，脸色苍白，双腿发抖地离开，但我决心要找到伊万。我闭着眼睛走路，每隔几步飞快地睁一次眼，看看他在不在。我大声呼唤，但没人回答，不论我弟弟，还是笼中的沉默生物们。最后，我走到了帐篷末尾。最后一个笼子里只有一个巨大的麻袋。从上到下用粗绳索紧紧捆绑，令缝隙处鼓胀出来。我短暂地舒了口气，不可能是伊万，它太大了。然而，我还是向它靠近，好奇心暂时盖过了不断增长的恐惧。接着，远处响起蒸汽风琴的声音，宣告演出开始，袋子动了起来。
它自我扭曲，身体像受伤动物的腹部那样抽搐，重重向前摔倒。我尖叫一声飞奔进外面的寒夜。正要穿过木头大门出去时，我停住了，想起就算伊万已经像我一样跑掉，我父亲还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我决定救他出来，于是转身走向主帐篷。入口敞开着，里面灯光满溢，蒸汽风琴声一刻不停。
我走进去，见到两个小丑正在争斗。不是我熟悉的充斥着文字游戏和讽刺的滑稽剧，是从没见过的拼杀。其中一个衣服带白紫相间圆点，怒容满面的大块头，制伏了矮一些的同伴，后者的明黄衬衫变得血迹斑斑。高个子小丑每打一拳，人群就发出一阵大笑和欢呼，我清楚地看见父亲也在其中。那种笑声听上去不正常。一切都不正常。仿佛我看到的是满帐篷恶毒的陌生人，每人都戴着我从出生就认识的脸。
然后我的视线上移，看到悬挂在高高的帐篷长杆之间的钢丝时，我的心脏停跳了。走到半途，颤颤巍巍，腿太短而不能很好平衡的，正是伊万。我看着他，将其他都抛到了脑后，周围的一切声音飘远了。他是怎么上去，又怎么走到那根细金属丝中央的，我想也没想。我只能想到他再走一步，就会摔落在地，沾满沙子、油彩和血。
观众席和表演场里的人似乎都没注意到他在上面，我的喉咙发紧，无法向他们呼叫。我只有看着伊万沿钢丝又走了一步。他向两边摇摆，我看得见他在哭，眼泪雨点般落在地上。他又走了一步。又一步。他没有摔落。我惊奇地看着我七岁的弟弟一直走。我的心脏还因恐惧紧缩，我无法呼吸。伊万迈出最后一步，抬起右脚，踩在了对面帐篷长杆的平台上。他成功了。他握住长杆，绕过它，从我视线里消失。
不知道我站着看了多久，但好像只过了一瞬间，我就感觉到父亲的手握住我的肩膀。我转身看见他站在那里，身边是伊万。他一脸仿佛吃了变质食品的表情，一言不发地带我们离开马戏团，回了家。第二天早上，荒野就空了。
村子里从没有人说起那一夜，第二年国家马戏团来到莫尔尚斯克，我父亲没有提议带我们去，我们也没有要求。
有许多年，我一直以为那是场奇怪的梦，或者扭曲的记忆，因为从来没有人提起它，承认它发生过。但长大一些，我向伊万问起此事时，他迟疑地说，他记得马戏团的到来，但跑进大门后的一切都很模糊。我继续追问，但他只是摇头。他说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还会做可怕的噩梦。每年十一月，大约在马戏团来到阿尔加索沃时，他会梦见他回到了那里。他能闻到锯木屑的气味，听得到蒸汽风琴声，但无法移动。梦中，他会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厚麻袋里，用粗绳紧紧捆住。我记得那些夜晚。他醒来时总在尖叫。
格特鲁德
最终评语：由此看来，听上去，尤里·乌特金和他弟弟在与那个马戏团的遭遇中相当幸运，两人都逃脱了，并且只有显著的精神创伤。遇上格雷戈尔·奥西诺夫的剧团，这绝对算是温和的后果，尤其因为这是他们巡演的高峰期。如果是70年代，德尼金离开之后，那么也许这不会如此出人意料，但目前来看，我想全村似乎都安然无恙，是有些令人惊奇的。当然孩子们能活下来是件好事，但这的确让我对伊万·乌特金很感兴趣。不幸的是，他似乎在1984年去世了，但他一定是个相当特别的人。
[咔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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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员
补充材料。这是我从巴希拉那里收到的第一盘磁带。
幸运的是，看来格特鲁德标注这批磁带时，不像对其余档案那样懈怠。虽然这为丽安·德尼金的陈述以及这个奇怪的马戏团提供了些有趣的上下文，我承认还是有些失望，它没能解释我对于格特鲁德的磁带更加迫切的问题。
她为何开始录音？为何又停下？如果她一直录下去，到死时也许已经完成过半了，而且……再说，那样我就不必到储藏室里，找出这台蒙着灰尘和蜘蛛网的录音机。
还有，她明显比我预想中更了解事态。这一定不是她第一次遇到“另一个马戏团”，或“他者马戏团”，或随便怎样翻译。我想我得把磁带还给巴希拉，等着她有机会给我新的。令人恼火，我只能……这样等着，但我别无选择。
另外，我觉得可能有人找到了这些……秘密磁带。磁带看似没有人动过，但我存放它们的抽屉和上次比打开了一些。我没有向其它人提起，因为如果他们中有谁无意中开过我的抽屉，那么我不想让他们知道，里面的磁带有什么重要性。我撬开了一块地板，今后会把磁带藏在下面。
补充材料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