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对面

档案员

以下为艾米·帕特尔（Amy Patel）的陈述，内容有关于她的相识格雷厄姆·弗尔格（Graham Folger）据她所说失踪一事。陈述提供于2007年七月一日。音频由伦敦马格努斯研究所档案馆主任，乔纳森·西姆斯录制。

陈述开始。

档案员（陈述内容）

我第一次见到格雷厄姆是差不多两年前。很难说初次见面甚至熟络起来的确切时间，因为我们当时上了同一门课。我们知道对方的名字之前，就应该讨论互动过很多次了，但我的课程开始于2005年九月，所以是大约两年前。为了摆脱乏味的办公室工作，我决定去修伯贝克大学（Birkbeck University）的犯罪学课——我在德勤公司担任助理合规分析师，如果这听起来很无聊，你一点也没错。当然，我知道一门犯罪学的夜大课程不会给我开拓什么前途，就算我学完了也一样。我只是想做些什么，让生活有意思一些，不是这个就是变成个酒鬼，所以……

抱歉，我跑题了。其实刚开始我对格雷厄姆有些嫌弃。他是个老烟枪，又会为了掩盖烟味使用过量香体剂。他比我大一些，大概十岁左右。我从没问过他的年龄，反正我们没也有那么熟，但他的发稍已经发灰了，而且你可以看出来，他脸上那种疲劳不单是少睡了一觉的结果。倒不是说他长得难看——他是圆脸，面貌开阔，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但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他在小组合作中很擅言辞，至少他会开口时是这样，我记得他有次提到自己是牛津毕业的，但我不知道是哪个学院。

我曾经注意到，他好像一直在笔记本里疯狂写字，连讲师不说话的时候也是。开始我只觉得他很认真，但我发誓有一次我看着他在一节课上填满了一整个A5笔记本。我记得那节课主题是未成年人与司法系统，而且讲师说话慢吞吞的，就算格雷厄姆把他的一字一句都记下来也写不满整本。更不用说，我有一次为了写论文向他借过笔记，他给了我一个奇怪的眼神，说他没记过任何笔记。

所以重点是，我不会说他是我的朋友，但我们关系还可以。我第一次在校外见到格雷厄姆是上了四个月的课之后。我出去喝了几杯，错过了末班车，就只好乘夜间公交回家。我住在克拉珀姆（Clapham），到那去的夜间公交班次还挺多的。当然，班次多就意味着会有更多脾气暴躁、呕吐不止的醉鬼，我大多时候尽量不去惹麻烦，坐到了上层后排的位置。

我是在那看到格雷厄姆的。他坐在最前排，看着窗外。观察别人是我的恶趣味之一，我决定不去打招呼，至少不马上去。他也没有让我失望——他独处时比在课堂上任何时候都古怪得多。

那时正是严冬，车窗结了厚厚一层水汽，但只要他的视线被面前那扇窗的水汽挡住了，他就立刻几乎偏执地把它擦掉。他密切扫视着街道，似乎在找些什么，但有时他会扭头盯着路边楼宇的屋顶。而且他看上去很紧张，呼吸比平时急促很多，这让他的窗户模糊得更快。说实话，他看上去有点吓人，后来我终于打算告诉他我的存在。

我的问候把他吓了一跳，我就问他是否还好。他告诉我他通常不会在外面待到这么晚，而且夜间公交车让他不安。我在他旁边坐下，他看上去放松多了，我就没有追问下去。

我们闲聊了一会，然后车靠近了我那站。我起身时，发现格雷厄姆也和我同时站起来了，于是我有些不舒服地意识到，我们应该是住在同一个公交站附近。不要误会，我挺喜欢这个人的，但我依然不太想他知道我的住址。没办法，我站起来明显是准备下车，所以不可能再坐一站了，倒也不是格雷厄姆让我觉得危险，只不过我是个注重隐私的人。

我打算和他一起走一段距离，越短越好，确保他看不到我进了哪一幢楼。也许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方向呢。恰好我们就是一个方向。甚至好像还要转到同一条街。

就在那时，我感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扔到了马路上。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刚才我还在走路，下一秒我就朝路面飞过去了。不可能是格雷厄姆干的——他走在我前面，而我发誓街上没有其他人。马路上没有车，不过我的头撞上了路面。我想我一定有几秒失去了意识，因为接下来我就只记得格雷厄姆在慌张地打电话叫救护车来。我想告诉他我没事，但我说不出话来，所以我大概不是没事。

救护车来得很快，对于周五半夜的伦敦来说。急救员们给我做了检查。他们告诉我伤势本身不重——显然头部创伤总会流那么多血，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我的确有不轻的脑震荡，接下来几个小时不能独处。

尽管我的家门已经在视线范围内了，我由于某种原因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绝对不让格雷厄姆知道我的住处。现在想起来应该是脑震荡的影响，但好处是我同意了去格雷厄姆的公寓里休息一下。他对整件事都表现得很尴尬不安，并不惜一切代价令我我相信他没有任何不利企图；他说他是同性恋，我承认这确实让我放心了些。不过，很明显我们谁都没盼着这个晚上会这样结尾。

原来格雷厄姆的公寓就在我家街对面，比我家低两层。我想知道是否能从我的窗户看到他家，我记得我还有个奇怪的念头，就是如果从他的窗户向外望，要小心他的窗口花坛，因为我看到窗框上挂着固定花坛的挂钩。我问他养了哪些植物，他看了我一眼，好像脑震荡又让我胡言乱语了似的。我是说，这也有可能，因为我后来再看窗户的时候，挂钩不见了，花坛也无影无踪。当时我把这归因于头上的伤，直到现在我也说不好事实如何。

公寓本身很朴素，在伦敦算相当大的。里面只有几样家具，还有很多书柜，上面摆满了一排排一模一样的笔记本，没有明显的编号系统或内容提示。我本想问他笔记的事，但头开始痛了起来，觉得即使他会回答，我也听不进去了。

格雷厄姆引我到沙发，然后去给我取冰袋，并泡了一杯加糖的茶。我谢过他后接过，但没有什么说话的心情。沉默明显让格雷厄姆很不舒服，他把两个人的话都说了，我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对他的了解，超过了我想知道的范围。原来他的父母几年前车祸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钱和这间公寓。他不再需要工作，发现自己开始无目的地游离，他上夜间课程是为了消磨时间，拓宽视野——他的原话，不是我说的。他说他想弄明白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

他继续这样说了一阵子，但我没有听下去，因为这时我对放我茶杯的那张桌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是张精致的木桌，蜿蜒的线条从外沿向中心旋转行进。这种图案令人着迷，在我的视线下移动变化，如同某种视错觉。我发现我的目光沿着线条来到了桌子中心，那里除了一个方形小孔，什么都没有。格雷厄姆注意到我在盯着桌子看，就告诉我，有意思的古董家具是他不多的真正嗜好之一。他说这张桌子是他上学时在一家旧货店发现的，他爱上了它。当时桌子很破落，但他花了很长时间和不少钱将它修复，他一直不明白中间是用来放什么的。他猜想是桌子的另外一部分，但没能找到。

所以是的，和他的多数话题一样，就算我没有脑震荡也会觉得这很无聊。但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已经恢复到可以走的程度了，就准备借故离开。他表示了担心，说什么休息的时间还不到医疗人员建议的长度，但如果我一定要走……你明白的。最后我还是走了，因为我看着桌子上的纹路总会出神，而且窗外的管道也会发出很奇怪的声响，我觉得留在那对我的恢复也没有帮助。

我直接回了家，先确保格雷厄姆从窗户看不到我，然后看了几个小时电视，直到休息到可以去睡觉的程度。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好了，不过还是在额头上贴了创口贴，并努力不多去想前一晚的事。

但是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望着窗外，就是面向街道的那扇窗户，想起了格雷厄姆住得有多近。我看了下能否找到他的窗户，结果果然就在那里。事实上从那里可以将他的公寓看得一清二楚，我看到他坐在沙发上，读着从书架上拿出的一本笔记。我意识到如果我能清楚地看到他，他只要往上看，也应该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到我，所以，出于那个周五遗留下来的一点恐惧感，我决定关上灯，这样他抬头就看不到我了。接着，我继续观察他。

是是，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诡异。我真的没有什么恶意。我之前说过我很喜欢观察人，而且，不管格雷厄姆说起话来有多无聊，观察他却奇怪地令人欲罢不能。所以我就那么做了。而且不止那一个晚上。好吧，这句话怎么说免不了邪恶感——观察格兰厄姆变成了我的爱好。这不正常，我承认。但我管不住自己。我的自我解释是，我观察他时不带任何目的或恶意。我纯粹是对他的生活有种像是研究者一样的兴趣。而且我要为自己说句话，如果他的行为不那么诡异，我也早就停下了。他会不停重新整理笔记，不依据任何明确的排列系统，大部分时候甚至不打开看一眼。有时他会从书架上似乎随便拿下一本笔记，开始在里面写字，尽管我看得见那一页已经写满了。

有一次——我发誓这是真的——我看见他拿出一本笔记，开始一页一页地撕纸。然后，他一点一点，从容不迫地把纸吃掉了。大概花了三个小时才吃完整本笔记，但他没停下也没中断，一直在吃。

即使没有在做关于笔记的事，他身上也有一种古怪的气质。就我所见，他长期焦虑不安，街上任何大一些的声响都会让他受到惊吓。警笛声、玻璃瓶摔碎声，甚至有一次我还见过他被一辆冰激淋车吓着。每次他都会跳起来，跑到窗边向外望，慌乱地转头向两边望。有时候他会抬头看看，但我已经了解他的行为模式，能够避免被他发现。然后，忽然之间，他又会认为一切正常，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说的“该干什么干什么”，也就是继续什么都不干。他显然没有电视或电脑——他自己的笔记似乎就是他唯一的书籍，而且我只见过他吃外卖食品。我都不知道我看他吃同一种匹萨看了多少次——意式腊肠加墨西哥辣椒和凤尾鱼。是我知道我很过分。但除此之外他就坐在那抽烟；有时候眼神放空，有时候盯着他那张木桌子。对，我知道那个图案有些令人恍惚，而且我在那的时候自己也盯着它看了好一会，但他几乎没干过别的。

谁知道呢，也许他在外面还有丰富充实的生活。他确实经常离开，我也没有疯狂到真的跟踪他的地步。事实上，我总是等他走后好一阵子再出门，确保自己不会撞见他。我还是不希望他知道我的住址，虽然现在原因大不相同了。但说到最后，这只是个兴趣，我并不执着这件事，很多时候我一连几天都不会观察格雷厄姆。说不定我错过了什么可以解释他的行为的事。我只希望我错过了四月七日发生的事。也许那样我会以为他只是搬走了，或者……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我没看到。

一连两个月我都忙于工作，加班太多，导致我不得不退出课程。其实这样也好，因为头部受伤那一晚之后我还没有和格雷厄姆说过话。我感觉他还在尴尬中，而我看着他独自在公寓里做了那么多古怪的事，和他正常聊天也可能很难。不管怎样，那一周我几乎没有时间吃饭，更不要提观察格雷厄姆了，我晚上十点半左右回到家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头倒在床上。但这是周五，我又为了能持续工作喝了大量咖啡，所以有些亢奋，而且可以盼着第二天睡个长长的懒觉。我看到格雷厄姆家里的灯亮着，就打算花几分钟看看他怎么样了，放松一下。

他家的灯亮着，他却不在，我想或许他已经睡下，忘记关灯了。更有可能他只是去了洗手间，所以我决定多等一会。我望着那扇窗户的时候，意识到它有什么……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些古怪。看上去似乎不一样了，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然后我就看到了。开始，我以为那只是从大楼侧面铺下去的排水管道，连接处正好在格雷厄姆打开的窗户下方而已。他的公寓在四楼，路灯照不到它，窗台的阴影又挡住了房间里的灯光，但它长而笔直，颜色昏暗，从我的视角看上去就只是管道，但我那时已经看了那扇窗户几个月了，可以发誓，那里之前绝对没有什么管道。

就在我盯着那东西的时候，它动了。它开始慢慢弯曲，于是我意识到我在看的是一条手臂，一条细长的手臂。当手臂上端的关节开始弯折时，我觉得我看到靠近末端的一个关节也在移动，我只有将这里的弯折处看成手肘；它让手臂末端伸进了窗户。我说移动，但这个用词并不算准确。它更像是是在变形。就像小时候那种三维立体画，画会在你眼皮底下从一副变成另一幅。

我没看见可以称为手的东西，但它还是让自己从他的窗户爬进屋了。用了都不到一秒，我没有看清，我只看见一些……手臂，还是腿？至少有四条，但也许有更多，它们缩在一起，像一道斑驳的灰影一样闪进了窗子。我想应该是这个颜色——它几乎只是一道剪影，如果有身体或头，也因为变形进去的速度太快，我看不到。它进去的一瞬间，格雷厄姆家的灯就熄灭了，窗户砰地一声在它后面关上。

然后，我在原地站了好长时间，想理解我刚才看到了什么。我看得见格雷厄姆家里有些模糊的动作，但不清楚。终于我决定报警，虽然我不知道该和警察说什么。最后我只是说，我看见在他的地址有可疑的人从四楼窗户潜入，然后抢在他们问来电者身份前挂掉了电话。之后我望着对面黑漆漆的公寓等待着。我挪不开视线——我确信如果不盯着……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会缩着重新退出窗户，伸过来爬进我家。什么都没出来。

大约十分钟后我看见一辆警车开进这条街。没有警笛，没有警灯，但他们在这，我立刻感觉好多了。但当我抬起视线时，发现格雷厄姆家的灯亮了。我没看见爬进去的那东西，但警察在楼下一按门铃，我就看见有人走到门口请他们进去。不是格雷厄姆。

我怎么重申都不够，这不是格雷厄姆。他长得完全不一样。他大概比格雷厄姆矮几英寸，长方脸，金色卷发，而格雷厄姆是黑色短发。不过他穿着格雷厄姆的衣服；我观察了几个月，认得那件衬衫。但他不是格雷厄姆。我看着不是格雷厄姆的人走到门口，让两位警察进门。他们对话了一会，不是格雷厄姆的人一脸担心的样子，他们开始一起搜索公寓。我看着，等着那东西现身，或等他们找到真的格雷厄姆，但他们没找到。

我看到其中一位警察拿起一样暗红色扁平物件，认出那是一本护照。我看着她先打开护照，再看看不是格雷厄姆的人，明显在比较二者。我的心跳加快了，只等她发现冒牌货的一刻。但她笑了起来，与不是格雷厄姆的人握了握手，然后他们离开了。

我看着警车开走，感到一阵绝望，再次抬起目光时，他就站在格雷厄姆的窗口，回望着我。我动弹不得，他张着眼睛直直地与我对视，咧开嘴露出一个冰冷的笑容。然后他一把拉上窗帘，不见了。

那天我一夜未眠，之后也未再见过格雷厄姆。不过我经常看见这个新的人。之后的一星期，我看见他往外拎了许多巨大、沉甸甸的垃圾袋，一天扔好几次。我后来意识到他扔掉的是格雷厄姆从前的笔记，但那间公寓里的笔记很快都消失了。我想他还做了些其它改动，但我从没能好好看一眼，因为现在他唯一拉开窗帘的时候，就是在直勾勾地盯着我家看，他现在每晚都会如此。我想找到原来的格雷厄姆存在的证据，但我在网上能找到的任何照片，上面全都是这个新的人。我甚至问了一些从前的同学，但他们都好像根本不记得他。

最后我搬家了。我真的很喜欢克莱铂汉的那间房子，但是没办法，我受不了了。最后一根稻草，是有一天我去上班时，没注意不是格雷厄姆的人和我同一时间出门，等我发现时已经晚了。

他直呼名字向我打招呼，他的声音完全不是该有的样子。我开始找借口离开，但他只是盯着我，笑了。

“不是很有趣吗，艾米，我们住得这么近却从没发现。改日我要登门回访才行。”

一星期后我搬了家，再也没见过他。

档案员

陈述结束。

我本想将这视为长期头部创伤并发症引起的幻觉，但蒂姆这次有所收获，他设法拿到了帕特尔女士的医疗档案。上帝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他这回最好没用研究所资金泡文件管理员。档案无法为她身患那类病症的说法提供任何依据。虽说我通常决不会相信当事人同事的证词，但她的工作实在不像一个现实感有偏差的人所能胜任的。帕特尔女士拒绝了我们的后续访问请求，她似乎在尽量让自己远离这些事件。

格雷厄姆此人的确存在，并且看上去与她的故事相符。验尸记录显示，他父母戴斯蒙（Desmond）与萨曼莎·弗尔格（Samantha Folger）于2001年八月四日在M1高速公路靠近谢菲尔德（Sheffield）处身亡，格雷厄姆的名字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出现在了伦敦及其周围的几所大学与学院注册名单上。她所提到的公寓的确曾属于弗尔格先生，但2007年初已由中介出售。我们所能采集到的所有照片似乎都符合帕特尔女士对这位“不是格雷厄姆的人”的描述，除了此处附上的几张拍立得，这些看上去来自80年代后期，照片中是两位父母和一个黑发少年，与后来照片里的人完全不同。

看起来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帕特尔女士和我们的很多当事人一样，似乎更愿意把提供陈述当作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而不是一场严谨调查的开端。当萨沙告诉她我们找到了格雷厄姆·弗尔格的一本笔记时，她甚至也不感兴趣。我不觉得笔记会有什么帮助。每一页都只写着同样几个字：一句“继续观察”，无休止地重复着。

录音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