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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312

父亲的爱

档案员

以下为茱莉亚·蒙托克(Julia Montauk)的陈述,内容有关于她的父亲,连环杀手罗伯特·蒙托克(Robert Montauk)的行动与动机。陈述提供于2002年十二月三日。音频由伦敦马格努斯研究所档案馆主任,乔纳森·西姆斯录制。

陈述开始。

档案员(陈述内容)

我的父亲是个杀人犯。现在我没有任何理由来否认这一点;警方提供的证据是压倒性的,而且我亲眼看到了他的棚屋。我不是来为他洗脱罪名的。反正也没什么意义了,因为我相信你们已经知道他去年死在了监狱里。七年的无期徒刑并不算多,但我相信这并不是他所想要的提前假释。

对不起,也许那么说有点不礼貌。尽管如此,我能有勇气讲出这个故事也是因为他的离世;在这之前我从没真正感觉到我能随意的这么做。我一直以为他会在媒体狂热的围绕着他的审判时讲出来,但不知为什么,他保持了沉默。我觉得我现在能更理解一点他为什么从不谈论这件事,而是让人们得出自己的结论。但在当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让别人替他说话。

不过,现在我很想说出来。而且我最近刚刚完成了法庭上指定的心理治疗疗程,所以我并不愿意与小报说,然后在周末版的第7页上满页刊登着“杀人怪魔女儿承认其父为邪教奇术杀人”。所以就剩下你们了。我不会形容你们有“声望”,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所以是的,在1995年被捕之前的五年内我父亲至少杀害了40个人。我不会讲那些耸人听闻的细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任何图书馆的报纸档案里查找罗伯特·蒙托克。那上面的内容足够多了:报社显然并不关心美国那起爆炸案,因为那年整个四月他们谈论的好像只有我父亲。还有几本关于他的书,我不会推荐其中任何一本,但我猜雷·考恩(Ray Cowan)的《棚屋里没有尸体(No Bodies in the Shed)》是我认为最接近事实的,虽然这本书暗示了我是他的帮凶,尽管我当时只有十二岁。

实话实说,大部分的细节都是我从报纸上读到的,就像其他人一样。我对我父亲在我成长过程中杀了那么多人这件事一无所知。但我越回想起我的童年,我越能确定有什么事在发生着。我并不知道这些都意味着什么,但我需要让这一切归档记录下来。而这里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一直住在达特福德(Dartford)约克路的同一栋房子里。即使是现在,在这一切发生后,在我了解了那里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后,我还是没法让自己离开那里。据我所知,那棚屋是房子本身就有的;它一直都在花园里:木制的,老旧又寂静。我不记得在我母亲失踪那晚前他用过那个木屋。从那时起,一切都开始变得奇怪。

我幼年的记忆并不完整——大部分都是毫无关联的图像和印象——但我清楚地记得她消失的那个夜晚,就像昨天刚发生过一样。我那时七岁,那晚刚刚第一次去电影院看了电影。我们去当时在沙夫茨伯里大街的ABC影院看了《女巫(The Witches)》。当然,我在那之前就在我们客厅里的小电视上看过电影,但在大荧幕上看电影还是让我惊叹不已。但电影本身十分恐怖,就算是现在我也得说它比任何一部“儿童影片”都要恐怖的多。我记得很多时候我都差点哭了出来,但我为我一直都忍着没哭感到十分的骄傲。当我们回到家时,我躺下却久久不能入睡。卢克被变成老鼠的那一段影片不断在我脑中回放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吓得我睡不着觉。

就在这时我听到楼下传来砰的一声,好像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倒了。我的房间里没有表,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但我记得看到窗外是一片漆黑,十分的寂静。响声又传来了,我决定去下楼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梯的平台漆黑一片,我尽量安静的移动,以免有人知道我在那里。从上往下数的第四阶台阶总会吱吱作响,现在还会,但我想我从来没听过它像那天晚上那天晚上那么响过,尽管我那么慢的往下走着。楼下的灯都关着,除了我能在楼梯底部看到的厨房灯。

我走进厨房,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后门开着,一阵凉风吹过,只穿着睡衣的我冻得发抖。我看到桌上有个亮闪闪的东西。我伸出手,发现那是我母亲的吊坠项链。我总觉得那设计美极了:银制的一只抽象的手,上面带着一个我认为代表合着的眼睛的符号。我从没见过她把它摘下来过。还是孩子的我想到也许她只是把它忘记在桌子上了,一个意外而已,开着的后门没有任何意义。我回到楼上,手里紧紧地攥着项链,等着要还给她。她不在床上,当然。我熟睡的父亲身旁空无一人。

我轻轻的碰了碰我熟睡着的父亲的肩膀,他慢慢地醒了过来。我问她妈妈在哪里,他刚要说些什么的时候看到了我手里紧紧攥着的银色项链。他迅速起床,开始穿衣服。他穿衬衫时问我我是在哪里找到它的,我告诉他在厨房的桌子上。他跟着我下了楼,眼睛马上仅仅锁定在了开着的后门上,脚步停下了。他没有出去,而是走向了厨房水槽,打开了其中一个水龙头。一种看起来很脏,带着咸味,闻起来十分恶心的的深色液体马上流了出来,但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这时厨房里的灯突然熄灭了,房间变得一片漆黑。我父亲告诉我一切都没事,我该回去睡觉了。他从我手里接过吊坠时手轻轻颤抖着,我并没有相信他,但是还是照做了。我不知道那一晚我躺了多久,等着我父亲回来,但我知道外面天要亮时我才终于睡着。

最后我醒了过来。房子里十分安静,空无一人。我早就错过了上学的时间,但那没关系,因为我不想离开家一步。我只是静静的,一动不动地坐在客厅里。

等我父亲真正回来时,天已经快黑了。他脸色苍白,几乎看都没看我就径直走向橱柜,给自己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她坐在我身旁,喝干了杯里的酒,告诉我妈妈已经走了。我不明白。仍然不明白,说真的。但他说得那么绝对,我开始哭了起来,很长时间都没有停下。

我相信你一定读到过,我父亲是一名警察,所以还是孩子的我默认了警察已经寻找过了我母亲,但并没有任何结果。直到很久之后我才发现他们从来都没有接到她已失踪的报案。据我所知,我从没有过在世的祖父母,而且显然没有人注意到她失踪了——这很奇怪,因为我隐约记得在她失踪前经常有她的朋友来拜访。所有人都默认了她是我父亲最初的受害者之一,但是从未有过足够的证据能把她加入官方的受害者人数中。这并不重要。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不是他干的,我不会否认从外人的角度来看这很合理,但我记得她消失时他整个人都垮掉了。他开始酗酒。我觉得他确实尝试过尽力地照顾好我,但大多数晚上他都会在他的椅子上昏睡过去。

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花很多时间在他的棚屋里。我在那之前从没太注意过它。在我看来,那个坚固的小木屋不过是蜘蛛网和我父母用来每年一次袭击我们荒草丛生的后花园的生锈园艺工具安家的地方。但在我母亲失踪后不久,一把崭新的锁被挂在了门上,我父亲开始花上很多时间呆在里面。

他告诉我他在做木工,有些时候我能听见里面传来电动工具的声音,然后他会给我一些他做的木制小玩具,但大多数时间都是安静的。他在里面待的时长应该让我更忧心一些的,还有我有时候能注意到的奇怪的味道,像罐头肉一样。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给它多少注意力,我有我自己的悲伤需要处理。

他大多数晚上也不在家。我经常会从而梦中醒来,发现整个房子既寂静又空荡荡的。我会去找他,但他不会在家。出于某种原因我从来没为此伤心过,不像我母亲消失时那样。我知道他总会回来,当他完成了我猜测的“警察工作”之后。有的时候我会清醒的躺着,直到他回来为止。

有一次,当我醒着的时候,我听到他走进了我的房间。我假装我睡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想着如果他发现我还醒着,我就有麻烦了。他走了过来,轻轻的抚摸着我的脸。他的手闻起来怪怪的。那时我还不知道血是什么味道,混着盐水淡淡的咸味。他以为我睡着了,低声的对我说着,承诺我保护好我,保证“我不会也被带走”。

他说话的声音哽咽着;我猜他可能是在哭。他离开的时候,我眼睛睁了一条刚好可以看见他的缝。他在门边站着,双手捂着脸,穿着浅灰色的工作服,上面沾着一层厚厚的黑色东西。我经常希望我问过他关于那天晚上的事。我想,如果他知道我醒着,如果我能在他脆弱的那一刻问他的话……好吧,现在也太晚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注意到我的父亲似乎经常受伤,很少有他身上没有着显眼的石膏,绷带或淤青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在地板或桌面上发现血滴或血迹,尤其是大厅里。我变得特别擅长清理它们,而且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注意一下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我只是默认了那是我父亲的血。

他开始白天呆在家里,并告诉我他被永久性的分配到了夜班。我相信了他,当然,直到他被捕后我才发现原来那时他辞去了警察的工作。我不知道在那之后钱都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们总是有足够的钱。

虽然据我现在所知的,这么说很可怕,但那是我童年最快乐的几年。我失去了我的母亲,但是我的父亲十分爱我,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我们能克服我们的悲伤。我知道我说的他像个住在棚屋里的酒鬼隐士,但那通常是他的夜间活动。白天是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

在我印象中他只有一次在白天去过棚屋。那是我母亲失踪几年之后了,我当时应该是十岁左右。厨房的电话响了起来,我的父亲在楼上。我那时刚得到父亲的准许可以接电话,所以我很兴奋的承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拿起了电话,对着听筒说出了我记住的台词:“你好,这是蒙托克家!”

一个男人的声音要求和我父亲说话。他说话时喘着,像是个老人的声音,那时我觉得他有点德国口音,但我小的时候,很多不同国家和口音都混杂的被在我脑中贴上了“德国”的标签。“您有什么事?”我问道,因为我记下了一整个对话,想要尽可能地多用上几句。那人听起来很吃惊,迟疑的说到他是我父亲的同事。我问他是否是警察,他停顿了一下,说“是的”。他让我告诉父亲他是雷纳警探(Rayner),有一个给他的新案子。

这时我父亲下了楼到厨房来看是谁打来的电话。我告诉了他,他明显的脸色苍白了。他从我这里接过听筒放到耳边,安静但专心致志地听着。过了一会他让我回到房间去,因为这是“成年人”的谈话。我转身要走,但正当我往楼上走时,楼梯顶的灯泡爆了。

我们家里的灯泡经常坏掉——我父亲说是因为我们的排线有问题——所以就算我当时不太大,我也很擅长更换灯泡。所以我转身向楼下走去拿新灯泡。当我走到放灯泡的橱柜时,我听到我父亲的声音从厨房传来。他还在打电话,听起来十分生气。我听到他说“不,还没有。你自己动手吧。”然后他非常安静的听着,最终他说了好的,他会尽快完成。他放下了电话,走到柜子前给自己倒了杯喝的。那天剩下的时间他都在棚屋里。

在调查我父亲的过程中他们总是一遍又一遍的问我是否知道其余的尸体在哪里。我告诉他们了真相,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声称他们想要确认受害者的身份,其他的东西没法用来证明。

我不知道尸体在哪里,但我也没有告诉他们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们确认受害者的身份:我父亲的相片。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知道他把它们放在了哪里,我觉得如果他们找不到的话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但是是的,我父亲拍了照片。

在那五年间,我逐渐注意到了房子里留下了越来越多的胶片罐。这一直迷惑着我,因为尽管我和父亲有时会去度短假,我们从来都没照过多少照片。问他时他说他在尝试学摄影,但是他不相信冲印社,怕他们毁了他的胶片,因为这在之前发生过。

我建议他做一间自己的暗房,自己冲洗照片。去年圣诞节我在《捉鬼敢死队2(Ghostbuster 2)》看到过,爱极了有这样一个房间的想法。他露出了笑意,说会把客房改造一下。然后他警告我一旦这么做了之后,我绝对不能在没有他的监督下进入那个房间——那里会有很多危险的化学药品。我不在乎;我只是很高兴我的一个建议能让他这么开心。

那年夏天,我父亲把客房改造成了冲洗照片的暗房。就像棚屋一样,房间一直是锁着的,但是偶尔我父亲会带我进去,我们一起冲洗汽车或树木的照片,或者任何十、十一岁的孩子拿着相机会照的东西。不过大多是时候,我父亲都独自一人在里面工作,在里面时门都会上锁。最后的那几年里他几乎是快乐的。

直到我父亲被捕的前几个星期,我才在没有他监督的情况下进去看了。那时是深秋,一个星期六晚上,我父亲不在家。我花了一整天看电视、读书,但是当天色开始暗起来时,我开始感到孤独又无聊。走过暗室门时我发现钥匙还在锁孔里。

有时我会回想起那一天,怀疑我父亲是否故意留下了它。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很小心,然后他就忘了?我知道其中的危险,但是我没法抗拒想要进去的内心。

那里没有存放任何照片。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存放他冲洗出来的照片。但是房间里有大约一打挂起来晾干的照片。它们在我的脑海里依然鲜明——在深红色的暗房中冲洗的黑白照片。每张照片都是一个人的脸,面无表情的特写,有着呆滞无神的眼睛。

我在那之前从没见过尸体,所以我并不太清楚我看到的是什么。每张脸上都有粗黑的线条,组成了我不认识的符号,但很明显的都画在了他们的脸上,而不是照片上。我恐怕不记得那些符号的细节了,只记得它们所画在的脸上,尽管我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人。警方后来给我看的照片中也没有任何一张是吻合的。

在我关上并锁好那扇门后,我再也没有回到暗室中过。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一直在想我是否该告诉父亲我所看到的。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并不太清楚——但这感觉像是个很糟糕的秘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我决定告诉他。当时他正在沙发上喝酒,当我提到我去了暗房时他马上关掉了电视。我告诉他我所看到的东西时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用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看着我。当我说完时,他起身走向了我,把我抱在了怀里,给了我他最后的也是最长的拥抱。他让我不要恨他,告诉我一切马上就会结束的,然后转身走了。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当我问他时,他叫我在我的房间里呆着直到他回来。然后他离开了。

我按照他所说的做了。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试图入睡。空气有些沉重,到最后我花了一整个晚上透过窗子盯着楼下的街道。我在等待着什么,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记得开始时时凌晨2点47分。我终于有了一个闹钟,它的样子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我有些口渴,下楼去接水喝。我打开了水龙头,流出来的却是深棕色的浑浊液体。它闻起来十分恶心,我想起上次同样的事发原因的时候,愣住了。我父亲仍然不在家,我走到客厅绝望地望着窗外,望着街道等他回来。我吓坏了。

当我盯着街道时,我惊恐地发现路灯的光所照亮的范围是如此的的小,一直延伸到远方。但是没有它们应该延伸的那么远。外面的灯光比应有的要少,我敢肯定。然后我看到路尽头处的灯光闪烁后熄灭了。那晚没有月亮,所有的房子都很安静;街灯截至处除了黑暗什么都没有。下一个街灯熄灭了。然后是下一个。再下一个。那片黑暗滚动着,慢慢的接近着我。沿路房子中仅剩的几盏灯也随着黑潮的逼近熄灭了,我坐在那里,无法移开视线。最后,它来到了我们的房子,突然间所有的光线都消失了,房子里只有黑暗。

我听见前门有人敲门。坚定又从容的坚持不懈地敲着。沉默。我没有动。敲门声有想了,这一次更响,我听到了门铰链发出咔哒的声音。随着声音越来越大,听起来越不像是有人在敲门,而更像是……湿漉漉的肉被摔在前门的实木上。

我转身跑向电话。拿起来时我听到了拨号音,如果我那时没有已经被吓哭的话,也会如释重负的哭起来。我打给了警察,他们一接起来我就开始不停歇的说起都发生了什么。电话那头的女士对我很有耐心,一直温柔的坚持我告诉她地址在哪里,直到我终于镇定了下来。就在我告诉她我在哪里之后,我听到门开始开裂了。我扔下电话朝房子后面跑去。当我这么做时,我听到前门在我身后破碎,听到了一声……咆哮——那是一声低沉的轰鸣,气喘着像只野兽一样,但我从未能听明白那其中带着的奇怪的声调。不管我转向哪里,它听起来总是从我身后的黑暗中传来。我没有时间去想,跑进了后花园里,进入到我没意料到的光明中。在我前方是那个棚屋。它的每个缝隙和角落里都发出暗淡的,搏动着的蓝光。但我没有停下来,我身后又传来那声咆哮,我跑向前去拉开了门。

棚屋那晚没有上锁,直到今天我都不清楚我是否该为此感到后悔。我打开门后最先看到的便是我父亲,沐浴在淡蓝色的光芒里。我看不见任何光源,但那是那么的明亮。他跪在地板上一块粗糙的木板中央,木板上潦草的用粉笔画着复杂的图案。他身前躺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但很显然的他已经死了——他的胸腔被切开了,裸露着,无力的流着血。我父亲一只手中握着一把看起来十分诡异的刀,另一只手中,是那男人的心脏。

我父亲吟唱着,他手中的心随着歌声的起伏搏动着,蓝色的光也随之变得明亮或暗淡。我环视着墙壁,发现它们都覆满了架子,上面摆放着玻璃管,日后我才知道罐子里面是福尔马林浸泡的,单独的心脏——也和我父亲手中的心脏一同搏动着。那时注意到这件事很奇怪,但我记得那死去的男人也带着和我母亲同样的吊坠——一只银色的手,和一个闭着的眼睛的图案。

我不知道我在那里凝视了多久。可能有几小时,也可能只是一两秒。但我又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咆哮声,它的距离那么近,我能感到我身后的黑暗。我还没来得及反应、移动或尖叫是,我父亲的吟唱到了高潮,他把匕首插入了跳动的心脏。突然间,那个存在便消失了,蓝色的光芒也熄灭了。我再也听不到心脏的跳动声了。在寂静中,我意识到我能听见远处警笛的声音。我听到我爸爸说他很抱歉,然后开始奔跑起来。

剩下的你都知道了。追捕,审判,监狱,死亡。他们说棚屋里有40颗心脏,不包括他最后一个受害者的。当然,警察到达时那间棚屋里仅剩的只是那些摆满恐怖战利品的架子。不论我看见父亲在里面做的是什么,它的影响早已消失了。我不知道我父亲为什么会那样做,我怀疑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我越是在脑子里会想起这些事情,我越是肯定他有他的理由。

档案员

陈述结束。

这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警方关于罗伯特·蒙托克的报告不出意料地十分相近,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细节需要补充。绝大多数关于这个案件的研究都是由连环杀手狂热爱好者补充的,虽然古怪并十分的令人不安,但在像这样的高曝光率案件中却经常被证明是十分有用的。

除了一具克里斯托弗·洛恩(Christopher Lorne)的尸体,罗伯特·蒙托克的棚屋中还有着40颗保存好的心脏。它们在墙上的架子上单独摆放着,在三面墙上每面组成了十一颗心脏的图案,有门的那一面墙上组成了七颗。图案的照片可以与许多神圣几何的式样相对应,但是并不像是任何特定的学派。还有一个很有可能有关的事实是,剩余的尸体从未被发现。

两个吊坠上的符号属于人民圣主教会(People’s Church of the Divine Host),一个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围绕着被解除神职的五旬派牧师麦斯威尔·雷纳(Maxwell Rayner)在伦敦地区成立起的小型邪教。我从1106922号陈述中人除了这个名字,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巧合。

克里斯托弗·洛恩是教会的成员,在他被谋杀前的六年间,他的家人都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雷纳先生在1994年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不久后这个团体也分裂了。警方多次试图追查蒙托克案中的这条线索,但始终未能找到任何愿意做出陈述的成员。

位于约克路的房子至今仍有人居住,尽管现在的房主在十年前便拆除了棚屋,并在原位建造了一个凉亭。

罗伯特·蒙托克于2002年十一月一日死于维克菲尔德监狱。在被发现前他被刺了47刀,最后死于失血过多。在阅读了这份陈述之后,有三点有意思的地方:没有找到任何与他的谋杀有关的犯人或武器;显然当时他是独自一人在他应该是锁着的的牢房中;他死去时牢房中的灯泡爆了,使他处于了黑暗中。

录音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