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档案员

以下为雷希尔·萨拉基（Lesere Saraki）的陈述，内容有关于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值的一次夜班。 陈述提供于2012年二月十一日。 音频由伦敦马格努斯研究所档案馆主任，乔纳森·西姆斯录制。

陈述开始。

档案员（陈述内容）

我是在圣托马斯医院工作的一名护士，这家医院位于兰贝斯，靠近滑铁卢车站。 严格些来说，我现在算是为盖尔斯和圣托马斯的国民保健署基金会（NHS Trust Fund）工作，但盖尔斯医院远在伦敦另一边；所以为了减少陈述的混淆，我会说我在圣托马斯工作。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圣诞节是最糟糕的工作时期之一，而这情况在急诊室更甚。付不起取暖费的退休老人，因醉酒而过度放纵并伤害自己的聚会常客，甚至还有那些仅是因没看路而在一小块冰上滑倒的人。 圣诞似乎会激发出让人们容易进医院的各种行为，所以去年当我得知自己的轮班日程表，并且得知本季度我最后一次急诊轮班将在23号，也就是圣诞节前整整两天时，我松了一口气。

这是好消息的部分。而坏消息是23号也是节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这意味着人们正为了假期赶紧完成了工作，忙着准备出去庆祝。 当你在急诊室工作时，很少有词能像“庆祝”一般让你心中充满恐惧。

不过那天晚上其实并不算糟糕。几个骨折的，还有几件因吸毒引起的受伤，但没见着干架的人或暴怒的醉汉，倒是件好事。 救护车是在凌晨一点半左右到的。 他们提前用无线电通知了我们，我们当时已经知道有两个严重烧伤的病人要被送进来了，所以我们提早已做好了能做的准备。

我正准备出去接救护车时注意到急诊候诊室里一片寂静。 我环顾四周，一切相当正常，我也看到了所有我预料到会在的人，其中一些还明显受伤了，但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 他们继续或盯着手机，或读书，或互相安慰，但就是没一个人发出声响。 但我并没太多时间去真正考虑我所看到的一切，因为我在那一刻听到救护车停在外面的声响，便急忙跑去迎接病人了。

当我到达时，其他医疗人员已经把病人推出来了，而医生正在评估他的烧伤情况。 医生的名字叫凯莉 · 格赖斯（Kayleigh Grice），是圣托马斯医院的一名初级医生。 她开始给我和急救人员一些指示，但我被她对我说话时的安静所惊异。 她并没低声细语，但她每个字都极其安静，似乎她费劲了力气才将它们说出口。 但其他人似乎都没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默认了这种感觉是由于我本人缺乏睡眠而造成的。 我本就不怎么适应夜班，而这次似乎尤其糟糕。

我们把他转移到了那晚仅剩的一个治疗室，医生和急救人员便急忙转头准备救助另一个病人，而我则开始处理第一个病人的烧伤。

我今年四十八岁，其中大部分年岁都是作为护士度过的，所以我这辈子见过不少烧伤病人。 当电话打进来时，我就已经准备好面对些令人不愉快的场面了，因为重烧伤可能是医护工作者能看到最糟糕的外伤之一。 但这些烧伤让我大吃一惊。 它们都是二级烧伤，虽然严重，但通常不需要住院，但它们似乎覆盖了病人整个身体。 他暴露在外的每一寸皮肤都有烧伤痕迹，而在割掉他的衣物后，很明显就能看见伤口也扩散到了衣物下面。

不管造成他身上伤口的是什么热源，都足以把他的衣物一起损坏掉，甚至会在某些地方将衣物融化在皮肤上。但是它们完全没有受到损坏，就好像他在被烧伤后才穿好衣服，或者热源直接穿过了他的衣服而没有碰到它们一样。

他身材魁梧而高大，体格就像是个沉迷于健身的中年人。 他本可能有的任何毛发都不见了，显然是被烧掉了，而他的衣服则是毫无特别之处的黑色西装和白色衬衫。 他没有尖叫，没有哭泣，也没有在痛苦地呻吟。事实上，医生在他被送进来的时候不得不检查他的脉搏确认他还活着。 他是活着，但在我看来他似乎在睡觉，还睡得很安稳。

第二个病人在我刚开始治疗时被推进来了。 他的伤势几乎和第一位病人一模一样，但他的烧伤沿着一条清晰的线止步于他的颈部。像是他戴着条让伤害无法超过的项圈似的，但他脖子上什么都没有。 他比第一个人瘦小些，而且更年轻，大约有三十五六岁。 他胡子刮得很干净，但却有被染成纯黑色的长发。 他穿着一套与那年长些的人类似的西装，只不过在外面还套着件黑色长款皮大衣，和其余衣物一样完好无损。 它看起来是崭新的，所以当我们要把它剪开的时候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但我们必须确认他伤势有多严重。

和第一个人一样，他身上全是几乎均匀的二度烧伤，除了一开始我认为是小型烧伤的黑色痕迹。 仔细一看，我发现那都是些眼睛。 他的每一个关节处都有小小的眼睛纹身: 膝盖，手肘，甚至是指关节，和他的心脏上方。 我本以为这种程度的烧伤会破坏那么小的些纹身，但它们全然没有受损，每个纹身周围大约一厘米左右的皮肤似乎根本没受到任何影响。

如果说我对此只感到有些不安，那铁定是在轻描淡写了。 我几乎没注意到格赖斯医生和急救人员的回归。 他们现在似乎能够以正常的音量交谈，讨论着这两人到底是谁。 消防队是在接到圣玛丽教堂墓地附近一处建筑工地发生火灾的报告后赶到现场的，结果发现两人躺在那，昏迷不醒。 那里没有起火，尽管他们所躺的地面周围有好几处烧痕，连附近一根金属棒都似乎因为高温而微微弯曲了。 之后消防队就叫了救护车将两人送来。

年长的那人身上似乎什么都没有——没有身份证，没有手机，没有钥匙，什么都没有——而年轻些的那人则只有一个 Zippo 打火机，上面有只眼睛的图案，和他身上的纹身图案相似。他身上还有一本旧护照，上面写着他是杰洛德·凯（Gerard Keay）。我没亲眼看过那本护照，但从急救人员们的讨论来看，我猜他曾去过很多地方。

这时急救人员不得不再次出勤，格赖斯医生和我开始着手治疗这两个人，这种古怪的感觉便暂时被我放在了脑后。 从医学角度讲，这些烧伤并没什么不正常的地方，而且把它们彻底清理和包扎并没像我担心的那样耗时耗力。 在整个包扎过程中他们都一动没动，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处于昏迷状态，但这种诊断需要更多不太可能在当晚进行的测试。

因此在给他们尽力治疗后，我们就将两位病人转移到了少数还剩床位的病房之一，而我则回到了急诊室工作。 在之后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几乎完全忘记了那些躺在几扇门外，不省人事的奇怪陌生人。

在经过病房去附近储藏室拿更多纱布时，我才再次注意到他们。 正当我走过他们病房时，我意识到一个声音正从年长的烧伤患者床上传来 。我仍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慢慢向他走去，竖起耳朵想听听他在说什么。

他的声音安静极了，几乎听不见，但那肯定是些单词，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我听得越多，就越觉得它们大部分不是英语。 第一个听起来像“ Asak”或“ Asag” ，然后是“ Veepalach” ，最后再是个英语单词：“无光之焰（The lightless flame）”。 最后那部分每次都非常清晰，我以为那指的是将他烧伤的东西，但是他语气强烈到几乎让我感到有些不舒服。 他眼睛仍然闭着，嘴唇也几乎不动。

我开始感到浑身发热，像是发烧一样迅速蔓延至我皮肤。 不过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反应了，所以我花了点时间集中精神这种感觉便消退了。

那个被烧伤的人还在呢喃着; 我甚至会其称为吟唱，我并不完全确定该做什么，所以我检查了他的绷带，确保它们不需要更换后就离开了病房，去继续轮我的班了。 如果我看到格莱斯医生——这可能性很大——我就能告诉她，我们的神秘烧伤患者已经开始说话了。 其实我主要是想离开那房间，时间越久越好。

一切是在我回到急诊接待处时开始变得非常奇怪的。非常奇怪的意思是候诊处完全是空的。 这时已经快凌晨三点了，但不管时间有多晚，急诊室的候诊室总是人满为患，尤其是在这样的夜晚。 而我还在不到五分钟前还来过这，而且刚刚至少还有三十人，但现在空空如也，影子都没有。就连候诊台后的工作人员都不见了。

坦白的说，我都快吓坏了，急急忙忙便开始检查所有的检查室，隔壁的病房和单人病房。 全都是空的。除了那些身体太虚弱，不能移动，或挂上静脉注射器的病人以外。 那些病人正躺在那里睡觉，而我的几乎想为了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不孤身一人而叫醒他们，但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现在是凌晨三点；尽管这一切很奇怪，但我不能仅仅为了让自己放松而叫醒病人。 不过我仍尽可能多的在他们房间外面制造噪音，但他们只是继续闷头大睡。

当我在短短几分钟内第三次回到候诊室时，我听到了一个声响——它听起来像是动物的咆哮声，一种低沉的，愤怒的声音，甚至连带着地板也在轻微地震动。 我环顾四周寻找着声响发出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焦虑，直到我看见了声音来源。

候诊室墙边一直排着两台自动售货机。 我很少注意到它们，因为工作人员的房间里的有更多的选择，而它们中的一个或两个都有很高几率根本用不了。但现在我看到左边的那个售货机，那个正面是透明的，储存着瓶装软饮的售货机正在剧烈地摇晃着。

我走近些时，才明白了为什么: 在机器的每一排，每一个瓶子里，饮料似乎都在剧烈地沸腾着。 可乐、柠檬水和果汁一个接一个地晃动着、沸腾着，然后就全都爆炸了，使售货机正面透明的塑料窗内部覆满了被仍然冒着热气和嘶嘶声的液体。 所有瓶子在不到三十秒内就全爆炸了，候诊室也就再一次安静了下来。

这种情况下，我便准备完全放弃我的轮班离开医院了。 不管这里正在发生什么，我都不想再与之有任何联系。 我忙从急诊室跑向门口，想要感受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期待的十二月夜晚的寒冷中。但当我走近门口时，我注意到金属把手两端的塑料有些轻微的弯曲。 我试探性用手背碰了碰它们，然后几乎立即就把手抽了回去——我甚至不用碰它就能感受到从门散发出来的强烈热量。 我几乎哭了出来。 如果我非得离开医院，也不可能从这扇门出去。

我穿过病房朝另个出口走去，但当这么做时，便听到那被烧伤的人还在自言自语，声音还越来越大，甚至在房间外都能听到他那奇怪的吟唱。 这开始让我愈发烦躁。 我走进了房间；但我都不知道我打算做什么，只是需要让他闭嘴。 他的现在醒了，绷带后面布满了血丝的眼睛茫然地盯着天花板。

那一刻，我决定让他闭嘴，即使我不得不动手把他的嘴合上。 我慢慢朝他走去，把手伸向他的脸。

但在我还没来得及碰他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伸出来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转身看到另一个受害者——护照上写着叫杰洛德·凯的那人——他摇着头站起了身。 他抓住我的手腕的力度远超出了我认为一个受伤的人可以做到的，而我能感觉他包扎好的手下有一股热流，像他的皮肤还在继续燃烧似的。

我尖叫起来。 为什么不呢？ 我已经确定周围没人能听到我的声音了。 他立刻边松开了我的手边并道歉，说他只是想保护我。 我问他危险是什么，他便指了指另被烧伤的人。另个病人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念着他的胡言乱语。 杰洛德·凯看了一眼自己包扎好的身体，说碰那个男人是个“坏主意”。 他说话的时候似乎非常痛苦，但他仍尽量试图掩饰着这点。

我当时什么也没说。 我本想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而他看起来也正等着我这么做，但是直觉阻止了我。暗中有什么告诉我，即使救护车到达后发生的这些事都有个说得通的解释，我也不会因为了解这些事的起因而感觉更好。

几秒钟尴尬的沉默之后，杰洛德终于开口了。 他问我医护人员是否随他们一起带进来了些什么。 具体些说，他想要的是一本用红色皮革装订的小书和一个他一直戴着的黄铜吊坠。 他没说吊坠是长什么样的，但我猜那上面会有只眼睛。 我告诉他这两样东西都没随他们一起来，他则沉默了很长时间。

在花了十分钟拼命希望能有另一个人和我说话后，我本该在杰洛德的陪伴下松一口气的； 但是看着他尽管有八成的皮肤都被烧伤覆盖，被我们输入了大量止痛药但仍能够起身行走后，我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些恐惧。过了好一会他才点了点头，似乎在把我打发到脑后，然后一瘸一拐地拐进走廊，朝食品柜走去。

我跟上他的脚步，问他在做什么。 他没回答我，也没和我说话，但他似乎立刻就知道了开门的密码，大步走了进去，而后在货架上搜寻着什么。 他要找的东西很快就被他瞧见了，那是个用纸和塑料包着的小东西。 我很快就认出那是把消过毒的手术刀。他要杀死那个似乎在吟唱的人；我能从他看着我身后走廊的眼神中确认这点。

他大步朝我走来。 储藏室并不大，他走到我面前只花了不到一秒的时间，但这是我所经历过最长的一秒；我试图决定是否要为那个被烧焦的，茫然地念着令人不安的祈祷词的陌生人冒生命危险。

在杰洛德身后，几瓶生理盐水开始冒泡和沸腾。 我退到一边。 他点了点头，似乎在表示赞赏，说了些我记得很清楚但依旧搞不懂的话。 他说: “没错。 对你来说，与其面对“无光之焰”，还不如面对“注视”。”

我没在他走回病房时试图阻止他。 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拿出手术刀喃喃说着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用刀片刺进那似乎在祈祷的男人的喉咙中央。 那里立即传来了咝咝作响的声音，还有烧烤架上腐肉的味道。 我看着那男人伤口周围的皮肉开始变黑，开裂。 他的绷带卷曲着碎裂了，烧焦的皮肤像水流一样迅速铺满了他的全身。 没有火，我也没感觉到热量，但在短短二十秒钟的时间里，我看着那人的尸体化为灰烬。连那把手术刀都不见了。

杰洛徳·凯走到床边，拿起床下的空便盆，轻轻地把灰烬扫到里面递给了我，让我把它处理干净。 我麻木地接过它，出了病室，朝一个医疗垃圾箱走去。

但当我走进走廊时，我注意到另一端有个人影 — 是格莱斯医生。 我毫不羞愧的承认，当我跑到候诊室看到那里又一次挤满了呻吟着、抱怨者的人们时，我如释重负的几乎喜极而泣。 等我处理掉灰烬回到房间时，杰洛徳已经躺回了自己床上，似乎睡着了。我本想趁这时间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就在那时，另一辆救护车来了：车上有三个参加了彻底失控的圣诞晚会的人。就这样，我这次轮班剩下的时间也不见了。

杰洛徳·凯在医院又接受了四天的治疗，然后出院转为由他的母亲照顾。 我曾尝试和他探讨发生了什么，但他正因为止痛药物昏昏沉沉，似乎从没真正意识到我在那。当然，这可能是他装的，但最后我都还是一无所获。

从那之后我就尽量不再去想这件事。 在这种事发生之前我已经做了将近三十年的护理工作，所以如果我运气好的话，等到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的时候，我也早就退休了。

不过我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担心。 在过去几个月，当我一个人在病房里的时候，我总有种被观察着的感觉；不是被威胁，也不是感觉被评判。只是被观察着。 我仍会特别避开那个储藏室。

档案员

陈述结束。

很明显，这里有很多需要解释的东西，所以让我们先从可证明的东西开始。 萨沙设法拿到了这段时间的医院记录，而它们的确列出了杰洛徳·凯和一名身份不明的男性因烧伤入院的记录，与萨拉基女士所描述的相似。 此外，医院记录中只有杰洛徳·凯的出院文件，还有一份关于第二名烧伤受害者失踪的简短警方报告。他们没有发现谋杀的证据，也没有正式的失踪人口案件被立案调查。

至于那个神秘人的吟唱，如果他说的确实是“Asag” ，那就相当有趣了。 在苏美尔神话中，Asag 是一个与疾病和腐败有关的恶魔的名字，但这似乎与这份陈述没有太大关系，除了在传说中，确实有Asag能将鱼在河里活活煮熟这件事。 诚然，在苏美尔人的神话中这是因为他丑得惊人，但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奇怪的巧合。

据马丁说，“Veepalach”这一词可能是对波兰语“wypalać”的误听，而这词的意思是烙印或烙印。 不过如果马丁懂波兰语的方式和他“懂拉丁语”的方式一样，那么他可能又在胡说八道了——我专门查了一下，结果似乎是对的。 然而我无法找到任何关于“无光之焰”这个短语的确凿来源。 它只是被摘要式的在一些秘契文献中被提及过。

我注意到这是杰洛徳·凯第二次在档案馆的陈述中出现。 我非常希望得到他的陈述，但不幸的是，他似乎去年年底死于了脑瘤。 不过我们正在对他做进一步的研究，而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在这些该死的文件中找到他曾经留下的陈述。

我们联系了萨拉基女士，想看看她是否愿意发表后续陈述，但她拒绝了。她似乎仍然偶尔有被观察的感觉，但除此之外，她在后续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中没有再遇到过任何其他不正常的事件。

最后一点: 萨沙最终获得了医院201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的监控录像，而这显示出了些相当惊人的东西。 我一直以为萨拉基女士的故事里有明显的幻想出的成分，但事实上，尽管杰洛徳凯住进的病房里没有摄像头，急诊候诊室却是有的。 在03:11:22，它显示出了房间内几乎所有人，我自己数了一下，大约有28个人；他们都站了起来，平静地列队走出门外。 在这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萨拉基女士进出了三次，有一次她花了一分钟的时间盯着摄像机下面，我猜是自动售货机的东西。 其余的工作人员和病人直到03:27:12才回来，也就是他们离开的15分多钟后。他们从同一扇门走了回来。 录像中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记录任何类型的警报，所以我无法猜测他们为什么离开，或者在这期间他们做了些什么。 不过，萨沙还强调了另外一件事：在03:22:52，影像切断了不到一秒钟，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人眼的特写镜头，透过视频镜头往外凝视。

录音结束。